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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高三语文百所名校好题速递分项解析汇编 ...-高考 …

时间:2018-12-30 18:0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网红”,原本是“网络红人”的意思。然而在当下,“网红”一词逐渐特指那些依靠秀脸蛋、秀身材、秀美食、秀财富而走红的青年女性。每当媒体提及“网红”,几乎都对其加以挞伐,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阶层,更是一碰到“网红”就蹙眉,唯恐避之不及。“肤浅”“拜金”“媚俗”等骂名与“网红”总是如影随形。对这些“网红”的鄙夷和批判,也成为一种主流舆论。“网红”们走红的方式的确肤浅,粉丝对“网红”的追捧,也确实物质了些,庸俗了些。然而,“网红”们为何能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走红?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又为何毫无保留地把热情和时间,献给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网红”?对于这些现象存在的内生合理性,鲜见具备人文关怀的思考,这是不应该的。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试着去理解“网红”现象,年轻人追捧“网红”的真正原因并不难找。“网红”之所以能够依靠发自拍、发美食赢得追捧,不就是因为社会中许多下层的年轻人,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幻想,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吗?对于大多已经在社会上立足的成年人,和少数有幸享受较好教育环境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充实精神生活的方式或许过于廉价,过于媚俗了。但对社会中大多数下层年轻人而言,“网红”们那半真半假的姣好面容,逛逛吃吃的悠闲生活,正是他们最真实的内心向往。对他们来说,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多数青年都没有机会接受精英式教育,叫他们欣赏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未免有些强人所难,经济上的压力则让他们难以负担日益高昂的文化消费成本,进一步挤压着他们的精神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或许只能在网络上用这种廉价方式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我也是年轻人,我幼时的玩伴中,有不少人也是这些“网红”的粉丝。他们可能甫一成年,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我深知和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有幸生在小康之家,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绝不会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加以批判和鄙夷,而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有更强的同理心,去理解“网红”现象背后的社会现实。说“网红”肤浅也好,低俗也好,既不是“网红”自己的错,也不是“网红”粉丝群体的错。社会文化既需要有高雅的形式,也需要有通俗的形式。如果要让网络文化环境更加高雅,更加丰富,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社会阶层差距的根源开刀,让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年轻人能过得更富裕,更有尊严,让他们能够有余暇和条件去追求更加高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试想,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影院欣赏一场精彩深刻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抽出时间,摊开书本,在阅读中遨游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那人们又何必要依靠追捧“网红”来填充自己的心灵?努力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远比坐在清谈室中,高高在上地批判“网红”更有意义。B.想要让网络文化环境更加高雅,更加丰富,我们就应该从社会层面着手,让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年轻人有条件去追求更加高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早使用指纹的国家。美国芝加哥菲尔特博物馆珍藏着一枚中国古代泥印,印的正面写着主人的名字,反面印有一只拇指的印痕。据考证,这颗罕见的泥印距今已有2000多年,算是最古老的指印泥印了。很明显,指印在这里代表着“自己”。秦汉时代盛行封泥制。那时人们将竹简木牍作为书写的载体,差发时将竹简木牍用绳捆缚,然后在绳端结合处用泥封闭,泥上加盖官私印章,以防别人偷拆。据实物资料证实,从西周至秦汉时期,印章与指纹可交替使用,民间无印章者,“盖印时阑之以指耳”,或同时捺押印章指印。契约应用指纹签署的做法大约出现在西汉初期,最早的做法是业主在竹简上“画指”。所谓“画指”,是指由书契人书写契文,在契尾一一开列双方当事人及 见证人、保人(指中间人)等的姓名,然后个人在自己名字下方,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画中指、食指两节或三节长度的线段,并在指尖、指节位置画上横线,以示 契约由自己签署。有人统计过,在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汉至五代的契约文书中,凡落款部分尚保存完好的,“画指”签署方式最为普遍。唐时,指纹已经广泛应用于订立田宅买卖、婚姻家庭、人口买卖和财务借贷等民事契约的签署。公园851年,阿拉伯商人索拉罗在他写的《大唐风情》中记 载:“此地,无论谁向人借钱,都要立借票(借据),借债人需要用中指和食指在借票上并排捺印。如果双方签订契约,那么双方的指纹就印在两纸骑缝处,恰如符 木相偶。”唐以后,官府中兵丁名册、狱词、画供等,均有以指印为证的文字记载及实物留下来。宋以后,在人口买卖契约和离婚休书上,普遍采用捺指纹或是压手 印的做法。这种传统做法沿袭至民国时仍然很普遍,指纹博物馆就藏有这样的文件。那是民国25年山西人蔚成全卖掉妻女所立的《订婚证书》及《婚约》。原来蔚成全 将妻子卖与同乡覃守荣后,其妻便与覃守荣订立婚约,证婚书上还要知见人、代笔人等都要签字画押,蔚成全本人以主婚人的身份出现。他们还在订婚书上捺按了指 纹和手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规避法律的惩罚,二是大家的面子都好看。指纹作为契约文书的签署标志,具有法律的效力。其在契约文书上的运用,既推动了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完善,又丰富了中国指纹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它也为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从指纹这里似乎再次得到了印证。①古人讲“修辞立其诚”。写作首先要诚恳、诚实、真诚、坦诚地对待读者,讲真话,不讲假话。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讲的是真心话就合乎道德?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季先生的这一思想,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说话,更适用于写作。更适用于写作,写作(文学创作)不能只讲真话。②无论写文学作品还是写各种论著,都不同于写日记,都不是纯粹个人的自言自语,更不是个人内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宣泄和展示。写作是为了让别人看,势必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由于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感受和见解有正误之分,欲望和念头有正邪之分,心境和情绪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如果写作的人只注重讲真话,不考虑影响作用和社会效果,心里想啥就写啥,把内心所有的东西都统统宣泄出来,文坛就会乱象丛生。现在有的人写文学作品,把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都借用艺术形式来展露和渲染,严重地玷污了圣洁的文学园地,熏染着人们的心灵。③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凡是写出来公开发表的东西,就应当能对人们的心灵起到滋养、启迪、保健和导向的作用;凡是写作之人,都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每一段文字、每一句话,都要慎重考虑社会需求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力求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决定了,写作讲真话,要应从实际出发,通过深入理性思考,对什么话该写、什么话不该写,进行慎重的辨别、选择和取舍。④真话和真理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真话指的是真心话,而真理则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道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真话未必全是真理。但既然写作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作者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真话,也应当用来表达真理;既然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作者就应当具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的责任感。⑤虽然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句句都是真理,但在写作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即使如此,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当文章发表后自己回头再看时,还往往会发现存在思虑不周的偏颇之处。倘若作者自己没有追求真理、阐释真理、传播真理之心,写作不进行深入理性思考和严谨推敲,那就势必会形成写作的粗制滥造、信口开河。⑥文学创作需要虚构,文学创作也要说真话,虚构与说真话并不矛盾。但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所谓“艺术真实”,指的是“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典型、更生动、更具有代表性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心里的有些真话,也未必是符合现实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必须在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深刻生动的形象思维,经过艰辛的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方能塑造出令人感动和信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B.真话不等于真理,写作(之学创作)如果只讲真话就不能表达真理,而会把作者内心中贪婪、淫秽的肮脏思想,借艺术形式展露出来,严重地玷污圣洁的文学园地。C.写作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为读者提供营养丰富、健康洁净的精神食粮,这就要求写作之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写作时,应深入思考,讲真话。D.写作(文学创作)需要说真话,但不能只满足于“说真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艺术真实,这只靠说自己心里的真话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虚构。C.作家只要深入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依靠形象思维,经过集中、概括和提炼过程,就能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在我国传统音乐宝库中,有不计其数的曲牌音乐。这些曲牌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音乐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历代音乐生活的产物,是地域性的音乐符号,是大众共有的音乐资源库。对京剧器乐曲牌伴奏艺术的探讨,自京剧诞生以来、特别是发展至成熟阶段,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课题。京剧器乐曲牌作为无词的纯音乐伴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京剧的前奏、幕间过场音乐、情景音乐、尾奏等,均是通过这些器乐曲牌的演奏来实现的。它与唱腔音乐、锣鼓打击乐紧密配合,相得益彰,使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京剧器乐曲牌各种形式的产生,与京剧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京剧在形成过程中,善于博采众长,广纳各种艺术精华。形成之初,京剧的唱腔主要是吸取徽剧的二黄、四平调、拨子腔、吹腔,以及汉剧的西皮,进而合流成为皮簧腔,并从梆子腔引进南梆子等。京剧的器乐曲牌则受徽、汉剧的影响很少,而是广泛从昆曲、民间鼓乐和丝竹乐以及宋元南北曲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自己的形态。“京剧化”的变革创新,便是京剧器乐曲牌适应需要最重要的手法。无论是胡琴套子,还是唢呐、笛子吹奏,都根据京剧风格加以变异。京胡主要是通过二黄、反二黄、西皮、反西皮的定弦及特有的弓法、指法来体现“京味”;笛子、唢呐则是用筒音变化及特有的气口、变气等吹奏方法来表达浓郁的京剧韵味。这些“京剧化”的革新,实际上就是改编再创作,属于音乐创作的范畴。因其是在已有原生态曲调基础上的口头音乐创作方法,所以演奏者也是改编者。琴师的演奏和乐师的吹奏,时有即兴发挥,常常是在演奏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很少有一个定本,处于反复加工的过程中。由此,每首曲牌在多次的演奏中多有大同小异的变化,特别是根据戏剧情节表现的需要,在无定次的反复变奏中,变化无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演奏京剧器乐曲牌的乐器有唢呐、笛子、吹打、京胡、月琴、三弦等,而京胡、月琴、京二胡——“京剧三大件”对器乐曲牌“京剧化”的影响尤为明显。最富特色的还是京胡,其特有的定弦、演奏的指法与弓法、乐器的制作等,都对胡琴曲牌的风格及旋律变化的“京剧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胡琴曲牌如果离开了京胡,其包含的京剧特有的风味必将大为逊色。京胡属于高音乐器,其音域较窄,一般为九度或十一度,而超过音域的音就翻高或移低八度演奏。此外,由于京胡的构造、演奏姿势等原因,形成了京胡演奏独特的弓法、指法,进而直接导致伴奏旋律的多样变化。而这种旋律的变化以适应京胡的弦式,也是曲牌“京剧化”的一个特点。另外,由于京胡特殊弓序的推拉特点,其拉弓较强,推弓较弱,形成了节拍的弱强弱强的节奏。京剧器乐曲牌吸取自外来曲牌的创编方式,体现了渐变性及灵活性、即兴性的特点。京剧器乐曲牌采取“京剧化”的渐变,既符合我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又适应广大京剧观(听)众的欣赏习惯。在渐变性、灵活性、即兴性为特点的音乐思维方法的支配下,我国历代京剧器乐演奏家(亦是编曲家)通过“京剧化”的变革创新,创编了许多器乐曲牌,大大丰富了京剧伴奏音乐宝库。D.每首曲牌在多次的演奏中多有大同小异的变化,特别是根据戏剧情节表现的需要,在无定次的反复变奏中,变化无穷,但又“万变不离宗亲”。A.京剧器乐曲牌作为无词的纯音乐伴奏,与唱腔音乐、锣鼓打击乐紧密配合,相得益彰,使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B.京剧在形成过程中,善于博采众长,主要吸取了徽剧的二黄、四平调、拨子腔、吹腔,以及汉剧的西皮,进而合流成为皮簧腔,并从梆子腔引进南梆子等。B.无论是胡琴套子,还是唢呐、笛子吹奏,都根据京剧风格加以变异;琴师的演奏和乐师的吹奏,时有即兴发挥,常常是在演奏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而最终变得成熟。D.京剧器乐曲牌吸取自外来曲牌的创编方式,体现了渐变性及灵活性、即兴性的特点,因而,自京剧诞生以来、特别是发展至成熟阶段,它一直成为备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就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幽寒宁静之极。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灵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云亭,孤云乱山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飘渺,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祖先既可以被尊为神,也可以被称为鬼,神与鬼之间有一点是亘古不变的——祖先与子孙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缘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正是为了表达子孙的感恩与孝思,也向祖先祈求福佑,中元祭祀才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对祖先的祭祀源于古老的祖先崇拜,这个观念的产生和灵魂信仰有关。原始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不灭,灵魂具有自然精灵那样的超自然力量,能够保护本氏族成员,因此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祖先崇拜。在古人的观念里,祖先不仅是与自己具有血缘传承关系的先人,同时祖先灵魂不灭,常常具有超人的能力,令人依赖或者畏惧。就这样,在很早的时候,祖先观念便与鬼神观念相结合,发展出“祖先神”和“祖先鬼”的观念。将祖先作为神明来看待的观念起源很早。《国语?鲁语》中有一段关于历代“祖先神”的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些列入国祀的“祖先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直接血缘关系,但是作为传说中重要的氏族英雄,成为超越氏族的远世共祖而被祭祀。另一类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传说中的氏族英雄。另外,普通人的祖先要想从祖先升格成为“祖先神”,必须对国家、民族、社会以及家族做出过巨大贡献,就像《礼记·祭法》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的标准,只有生前具备了以上的品质,死后才能升格为“祖先神”。普通人之所以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明来崇拜,这与他们的神明崇拜观念密切相关。事实上,祖先与“祖先神”不同。祖先在生前是凡人,而“祖先神”则是超人。人们对祖先的祭祀,目的是要他荫庇子孙,使宗族兴旺,事业发达。而对“祖先神”的崇拜,除了希望他荫庇子孙外,更重要的是祈盼他能保境安民、扞患御灾。同时,“祖先神”也具有惩罚降祸的能力,但绝不会无缘无故祸害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子孙对祖先不敬,或者做出违反族规国法的事,才会受到“祖先神”的惩罚。很多时候,祖先直接被称为鬼。称呼祖先为“祖先鬼”,有时是为了凸显对祖先的敬畏。在日常生活中,每逢祭祀性节日,对“祖先鬼”的祭祀也要特别隆重。由于“祖先鬼”爱作祟害人,使人生病,平日生活中严禁说出祖先的名字。一旦说了祖先名字,就会把“祖先鬼”招引出来作祟害人。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相信祖先是鬼,但和别的孤魂野鬼、恶鬼、厉鬼不同。祖先是家鬼、好鬼,不仅不会作祟害人,还能保护家人不受伤害。祖先除了被称为“祖先神”、“祖先鬼”外,有时还鬼神并称,《孝经?感应》载:“宗庙致敬,鬼神着矣。”唐玄宗注曰:“事宗庙能尽敬,则祖考来格。”《礼记》中也记载:“夫宗庙,鬼神所居。”这里用鬼神泛指一切祖先的灵魂。随着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处境呈现出急剧恶化的态势。生态、环境、自然,日益成为众多媒体经常使用的关键词。生态保护事关宇宙万物的生死存亡,事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多种多样的媒介宣传,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可持续发展也才可能成为现实。影视艺术以其特有的光影媒质、数字技术和幻象特效等优势而成为塑造、传播生态环保理念最为形象直观、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生态影视与一般商业性影视有所不同,它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自觉地追求社会效益。生态电影的社会效益能否达成,关键在于影片的思想性以及思想性与艺术性能否实现完美结合。目前,我国生态电影的题材已经涉及到了包括环境污染与治理、野生动植物的猎杀与保护以及反映人与自然共处共存的诸多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处理生态题材的思路还比较狭窄,往往局限于土地荒漠化、珍稀动物保护、植被保护、水资源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直接危害等比较显在的问题,比如《沙与海》《可可西里》《大气层消失》《天狗》等影片。对于生态与环境恶化而带来的诸如气候变异、物种变异、疾病变异或者我们刚刚面对的地震、海啸带来的核泄漏等灾难深层次的思考,则往往很少涉及。对于生态影视来说,由于受“生态”二字的约束,题材本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关注“生态”,不能简单地将生态等同于环境,也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珍稀动物灭绝。同时,我们还要善于发掘题材深层的生态内涵,要善于从新的视角来解读常见的题材。在这方面,国外有很多影片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反映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性的《完美风暴》,反映未来生物变异的《哥斯拉》,反映克隆人悲剧的《逃出克隆岛》,反映新生疑难疾病与疫情的《永不妥协》,反映人与动物自私、无私等复杂关系的《南极大冒险》等等。这些影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最主要的还在于它们都能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生态环境,以富有感染力的表现手段来思考我们的生存问题,这其中包括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未来的警示。生态影视,要具备相对明确的“生态”主题或意识,而这种必然的“限制”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影片的表达。如果编导急功近利,违背影视艺术的基本规律,一门心思要让观众尽早熟知某个环保宣传的意图,就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图解主题、人物苍白、故事单一、情节乏味的泥淖。观众之所以走进电影院不是为了去接受思想教育,而是为了娱乐与审美。“寓教于乐”,是影视艺术的重要法宝,生态影视尤其需要重视寓教于乐。生态影视不同于生态论文,其生态的主题必须通过生动可视的镜头来表现。其实,生态主题越是不显山露水,就越有可能深入人心。我们可以不把《侏罗纪公园》《尼斯湖水怪》《失落的城市》《完美风暴》等影片视作“生态电影”,但影片中所蕴含的人类滥用生物技术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类在生态灾害面前的无助与抗争等情节却震撼人心。而且,正因为它的含蓄性,观众一旦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悟”到这种生态哲思,也就极有可能萌生一种特别的成就感,印象自然也就会更加深刻。网络谣言是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谣言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由此可见,网络谣言基于网民通过网络对某一事件表达立场、观点,并传递事件本身的信息(非全面也非客观)。网络谣言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也并非完全与事实真相相悖,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舆论形态。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并非都经过求证,也不排除个别人有通过微博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和言论,以制造舆论焦点的目的。绝大部分微博博主都来自社会底层,与传统新闻媒体、主流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不同,这些博主很少带有预设立场和功利性,但也缺少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理性思维,微博博主发布信息更多是率性而为,其优势与不足都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微博博主身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且往往以弱者面孔出现。在平民话语权得到伸张的今天,“有话要说”的人越来越多,“屌丝”声讨“X二代”、官员腐败等能得到诸多网民的回应和关注,但往往很少有人去确认这些信息本身真实与否。这些现象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谣言的产生和扩散。谣言酿成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谣言一旦产生,就会借助互联网这样开放的平台呈“爆炸式”扩散,大量的网民和普通民众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接触到谣言信息。此时,有的民众会出于不同目的或相信或半信半疑,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民众的实际行动又反过来印证着谣言,从而引发谣言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例如,在“抢盐风波”中,网络传播盐要涨价或吃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大批民众便涌到街头抢购,抢购行为也似乎印证了谣言的内容,从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一旦有公众将传闻付诸行动,必然会引发谣言更大范围的传播,难免酿成公共危机事件。由于微博发布信息多属于个体行为,受信息发布者素养、知识视野、判断能力等因素影响,多加入了发布者个人的理解,往往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事实。此外,在微博发布信息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有个别博主不经过求证,就将道听途说的信息通过微博发布出去,甚至个别怀有不良用心的博主歪曲客观事实来发布微博信息。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微博实现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影响力大的博主发布的信息更容易扩散并引发二次传播。当这些不能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信息对公众有足够的吸引力时,网络谣言将不可避免地产生。D.网民传播谣言信息,一些民众出于不同目的相信和半信半疑,民众采取行动来印证着谣言,谣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从而酿成公共危机事件。“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子,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除兽头之外,有些朝代的包还用兽爪图案,只是“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鞶囊及爪”。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 紫荷也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区别地位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代称“照袋”,也称“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这种包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有了放钱放物的“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A.古代的包有大小之分,小的叫橐,大的叫囊;制作材料也有区别,有皮质的,也有布质的;在颜色上也有所差异,有青色的也有紫色的等。A.笏板是官员上朝持的简易手写板,而装笏板的袋子就是笏囊,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C.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物件不断出现并被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多,有了盛放扇子的扇囊和具有较高装饰价值的荷包等。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我们人类不是唯一能形成强烈的、持久的社会联系的动物。拿母婴依恋来说吧,一只母羊和她的小羊羔,或者一个雌性猕猴和她的孩子,与人类的母子关系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演化上保守的脑机制。在人类、大鼠和绵羊的分娩和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在脑中被释放出来。对于母羊而言,在其脑部注射一针催产素,能使得她跟一个陌生的小羊羔迅速建立一种依恋的亲密关系。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配偶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的。这种配偶之间依恋的神经机制可能跟母婴依恋相似。举个例子,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而言,配偶依恋被交配过程中脑中产生的催产素所激励。当一只雌性草原田鼠的脑中被注射催产素时,她很快就会依恋上离她最近的那只雄性草原田鼠。催产素这种激素跟由多巴胺所驱动的奖赏和强化系统相互影响,而后者跟尼古丁、可卡因和海洛因使我们产生欣快感并上瘾的神经系统是同一回路。配偶依恋在雄性中的神经回路跟雌性的相似,但是神经递质不同。比如说,在雄性草原田鼠中,后叶加压素能促进配偶依恋,增强对潜在的情敌的攻击性,激发父性本能。而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avpr1a调控区域的变化,能预测一只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形成紧密依恋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最近生物学上关于配偶依恋的发现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会将一剂“爱情药水”偷偷放进我们的饮料。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会介意吗?毕竟,爱情是一种精神病。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C.“说不可说之说”是书信的言说特点,也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但两者并非可以将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当远古的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时,就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发出了疑问。渐渐的,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对星空的认识。如今的我们似乎很习惯用西方的星座解读生活,却忽略了我们中华自己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们头顶的星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我们中国古代的对星空的认识是在天上重新塑造了一个社会,地面上所有的东西能都在天上对应的找到,那里有皇帝,有皇后,有军队,还有房屋、马车……,在天上形成了一个与地面上类似的人间体系。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中国的古代星宿比较复杂,零乱。但它是对纷扰世界的反映。古人通常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三垣二十八宿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把所有的星星都划分到不同的星宿里,这不仅方便观测和测量这些恒星并且古人还有更重要的用途。中国古代天文最重要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每一种星宿划分方法都有一定的用途。通过对星空的观测,我们发展出了精确的历法。还有占星术,它专以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在古代拥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和文化功能,并且由于与皇权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它在政治运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大体上我们把星空划分成了“三垣”和“四象”。“三垣”是北天以北极星为中心的一大片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分别是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而“四象”是黄道以及黄道附近围绕天区一周的星宿体系,分别是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进一步把每一象再划分成七宿,于是又形成了二十八星宿。此外,古代的占星家为了用天象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分别将天上的星星与地面上的国州相对应,称为分野,具体就是将某个星宿作为某个州的分野,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写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中的翼轸就是说江西的南昌地处翼轸的分野之内。在中国传统上,北极星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例如公元前1097年周公时代称北极星“微帝”等。这是由于它看起来在天空中固定不动,被众星拥护,故被视为群星之主。《论语·为政》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北斗七星是我们最熟悉的星宿之一,由于它醒目的形状和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它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勺子悬挂在北方的天空。随着历史的发展,北斗七星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起来,后来成了掌管人们生死的星宿,在道教中,北斗七星被称为七元解厄星君,居北斗星宫,根据人的出生时刻,人的生命可以被七个星君分管。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主管星。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中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应当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这里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循序渐进”与“为而不争”的思想。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做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老子》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而不是虎头蛇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以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熹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最后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为而不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所谓的“为”是“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因“争”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品性等,这才叫做“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先人。然而近些年来,这样的思想被一些人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许多人对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弄虚作假,伤天害理。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民族道德素质下降。凝聚人心、扶正风气,这是中国学人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意识。北宋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执著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早成旷世箴言,不胫而走。清代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用整整一卷篇幅集中探讨历代社会的人心风俗问题,发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晚近学人据以归纳,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而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见贤思齐,亡羊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学人似有必要多讲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多谈谈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可贵思想。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努力,定然能使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成新风。D.晚近学人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呐喊加以归纳,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之中。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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